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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撒切尔的婚姻

丹尼斯·撒切尔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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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撒切尔的婚姻

她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家庭始终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坎贝尔这样认为,她真正的生活是政治。丹尼斯在这种境遇下是否幸福,这是个谜。他的女儿说,他从没有抱怨过,即使有时妻子不在家,而是在议会、竞选或是在进行一场会谈,让他感到很寂寞。卡罗尔对自己童年时期总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两份各自不同的记忆。很少有两人同时在家的周末。母亲关心的是她的选民。父亲在公司加班加点没有尽头,而业余时间则属于了球队。当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后,撒切尔一家只有在假期时才有家庭生活。

196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社会部得到一个国务秘书的职位。她的工作日从早晨7点开始直到午夜结束。她几乎不需要休息并总是害怕出错。此间丹尼斯的精神濒于崩溃,对自己经营的家族企业的责任压迫着他,企业同时还供养着他的母亲、妹妹和阿姨。医生警告,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丹尼斯去非洲旅行了三个月,参观大型国家公园,拍摄狮子。回国后不久,他卖掉了公司,成为英国一家石油公司”布尔玛石油“的董事。丹尼斯·撒切尔从来没有表示过,这场危机和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只是曾经和一个朋友提起过。他也许在结婚时并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此的严肃,也许他渐渐地才明白,她确实想往上走,往很高的地方。

10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了一颗明星,一个女性的政治奇迹。直到这个时候,就连她多年的忠实助手罗德·查尔斯·鲍威尔也认为,她的事业还从没有如此非同凡响过。她干得不错,浑身都是能力,但也并不是很特别,就连她在爱德华·希斯政府任社会部长时,她也得操心自己的声望,因为她取消了英国小学生免费的牛奶配额——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真正地不受欢迎。后来,到了1970年代中期,如鲍威尔所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玛格丽特·撒切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英国人需要彻底的变革,以使民族不至衰落。英国人此时再没有多少理由去自豪。

大英帝国的经济排在欧洲共同体的末尾,保守党和工党都因无法解决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黯淡无光。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的政党一直有一个共识:要实现强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全就业的目标,使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强大的工会参与所有经济政策的决定。企业被国有化并靠高额补贴得以生存,尽管他们生产质次的产品。从没有哪个月里没有发生过影响社会经济的罢工事件。工会不仅以罢工为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而且把它作为权力的工具。1974年,爱德华·希斯制约工会的努力失败后,保守党政府被工党所代替。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解救英国的第一步是战胜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斯。他的地位是动摇的,英国下院的保守党人一直吵着要更换领导层。呼声较高的曾是契斯·约瑟夫爵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顾问,但由于一个荒谬的建议——对中产阶级实行计划生育——而被淘汰出局。党的高层缺乏合适的人选。“我听说契斯·约瑟夫不愿意站出来反对爱德华·希斯”,一个女性的声音显现出来,“必须有人站出来,这就是我!”玛格丽特·撒切尔被推举为保守党主席的候选人。

1975年2月4日,她在第一阶段选举时得到的选票超过时任党首希斯,一周后第二次投票时获得了绝对多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人意料地成为第一位欧洲一个大保守党派的女性领导人。对于一些保守党人,这次选举绝对是个疏忽。撒切尔和她的前任不同,她没有多少经验——作为部长,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部,“社会、家庭、教育”部,这并不很难。她在伦敦以外的党内圈子里并不出名,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乏善可陈。就连支持她参选的人当时都在扪心自问,他们干了一件怎样的事。未来撒切尔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的外交部长杰弗里·豪回忆道,1975年——就像党内不少人——谁都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够获胜。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性别却成了秘密武器,她赢了,因为没人把她当回事。

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还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局外人,她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政界的任何一个重要部门任职,她的父亲是个小商贩!这对英国幕后权力集团的某些人是极大的震惊。就连丹尼斯·撒切尔也震惊了——他妻子竟然宣布竞选保守党主席。他只能用寥寥数语来劝妻子,她一定是疯了。他担心如果他反对得太晚,灾难性的失败将会毁灭她,保守党最终将会“收拾”她。当玛格丽特1975年2月11日获胜后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结果。但事态的发展他直到晚上踏进在一个议员家举行的庆功会时才明白,这里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报道组。直冲屋外的欢呼声都是给他妻子的。自此,丹尼斯成为她身边的男人。那天晚上的照片展示了一对光彩照人的撒切尔夫妇,他们甚至在镜头前还互吻了面颊。然而,接下来,她不必说服她的丈夫,却要说服自己的党和整个国家。当一名妇女成为欧洲第一大党的领袖,工党内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人们对此普遍感到自豪。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试验”失败,将是件尴尬的事。另外,对于某些老沙文主义者,金黄头发的玛格丽特唤起了他们某种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本能——他们决定“给这只雏鸡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