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为何变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谁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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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新世纪》记者戴廉王晨王箐丰2011年第38期出版日期2011年09月26日 徐文被自己的患者砍伤，让同仁医院的其他医生有物伤其类之感。 徐文被砍第二天，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同仁医院所有医护人员一致三缄其口。一位住院医生透露，他们曾收到医院信息平台发出的短信：希望大家相信北京市委市政府、卫生局及医院各级领导会妥善处理，如有媒体或陌生人采访或打听，要上报医院宣传中心，由医院进行统一接待。 直到三天后，9月19日上午，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终于不再沉默。他们为徐文祈福，以此表达心情。 9时许，在同仁医院西区门诊四楼的耳鼻咽喉科二区门口，耳鼻喉科医生们向徐文发起捐款。他们拉着一条横幅，上书“为徐文主任祈福”。大家捐款后神情肃穆，默然静立，不愿离去。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有几名保安维持秩序，遇到来看病的患者就告知，请10点以后再来。 除了同仁的医生，还有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在同仁医院进修的医生也参加了捐款。一位来自福建的进修医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过来是因为收到厦门一位同行的短信；这个短信由同仁医院医生发起，呼吁全国的耳鼻喉科医生在上午9点到10点罢诊半小时，“到时起身到休息室喝水，到卫生间上厕所即可”。 上午9点45分，医生开始在同仁院内***。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现场有很多医生在流泪。***队伍从四楼捐款地步行至一楼，进入门诊大厅。有医生持喇叭讲述徐文医生被害情况。 在同仁医院之外，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医生群体中广为传播。全国各地的医生竞相转发关于同仁血案的最新消息。除了愤怒，他们也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对自身职业的困惑之中。 其中一条短信称：“作为医务人员我们还要沉默多久？下一个又会是谁？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发出我们的怒吼！改善行医环境，还我尊严！上帝只救自救者！” 但是，若跳出医生圈，同仁血案也激发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绪。 当一位医学权威呼吁大家保护医生，并称“医生是神圣的职业”时，许多网友强烈质疑：“医生是神圣的职业吗？真正的白衣天使太少了！穿着白衣的人们，你们自己能无愧地回答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血案中的暴力或许会起到示范效应。9月21日，还是在同仁医院，年轻的眼科医生苗景鹏和眼科门诊护士长同时被一位患者殴打。患者甚至咬了护士一口，还威胁道：“我要让你和徐文一样。” 同一天，另一位医生也在“人人网”发帖称，“昨夜心脏监护室一大面积心梗患者室颤了，家属跟值班大夫说‘你知道最近同仁医院的事吗？要是我老公死在这里，我就抱着你们从楼上跳下去！’” 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从何时起变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危险的工作 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医生赵星凯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干的是一份危险的工作。” 半年来，这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目睹了四位同事因被患者方殴打而辞职。他感叹：“这工作没法干了。” 在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讲述的
第一个故事中，“打人的全都是短皮衣、棒球帽，清一色打扮。”病人是肺结核毁损肺，已反复住院多次。家人的要求是，“人不能死”。 赵星凯说：“跟他解释病情说怎么重、什么情况、怎么治疗，都无动于衷，就说一句话，我们的人不能死。只要病人情况一危急，家属就在旁边骂。”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被患者打骂的经历。最倒霉的无疑是急诊科。一位广东三甲医院的医生说：“到急诊科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领着我去看了逃生通道，叮嘱我，关键时刻可以躲到手术室。”另一位上海三甲医院急诊室医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些大夫身边带着防狼器、辣椒水，以防万一。” 冲突有多种类型。在赵星凯看来，第一个故事属于“无理取闹型”，
第二个故事也与之相似。“一位急诊病房的病人猝死。家属中女的砸东西，男的打人。” 但是，在
第三个故事里，赵星凯坦言，这属于“医疗过错型”。 被打的是一位怀孕四个月的护士，她负责换输液袋。在第一瓶液体输完后，患者家属发现：医嘱中的葡萄糖被配成了生理盐水。这不是这位护士的错，她只负责换液体；配液是另一位护士的职责。但患者不管。从后来的视频来看，这位护士被打至少五分钟。 统计显示，近年来，医患冲突日益增多。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 同仁血案，只是近期多起恶性医患冲突之一。 就在徐文被砍事件发生一周之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造成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16日，一名男病人持不锈钢菜刀，冲进东莞长安镇长安医院肝病科，致两名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打烂生殖器；1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1月4日，青岛市立医院多名医生被打致伤。医生职业恐慌 同仁血案对医生的心理震动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年轻医生。 “徐文已经是国内最一流的专家。当年轻的医生们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前辈也会有如此遭遇，他们会觉得当前的压力更加难以忍受。”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说。 医学界内部，向来差距巨大。和高年资的医生相比，中低年资的“小医生们”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生活状态堪忧。虽然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工作，赵星凯目前的工资只有每月3000元。他和其他三个人合租了一间房，每个月工资所剩无几，“仅供糊口”。 “年资高的医生经历更丰富，有更多正面的激励，并且已经相对适应了现状；但一些年轻医生碰到冲突后会对自己的职业产生怀疑，对未来没有信心。”张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血案的负面作用甚至波及医学院。徐文事件发生后，北京协和医学院2004级八年制临床医学学生张磊表示，现在同学们的心情和医生们差不多——悲愤。 “很多同学表示，想去卫生部门口拉横幅、想转行、想退学，接二连三的医患冲突对我们的心理打击确实太大了。”他说，“我们不懂，为什么中国的医生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更有学生直言，入大学时我的愿望是看着病人健康地走出医院；现在更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以后每天都能活着走出医院。” 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表示，在医生执业环境如此恶化之下，医学院将无法招到最优秀的学生。“未来医生的能力更弱，患者满意度更低，医患矛盾更加尖锐。除非医生的收入大幅提升，用于平衡高职业风险。否则，中国医疗行业会越来越悲观。”为什么不信任医生 因为爷爷是家乡有名的中医，“出门都会有乡亲们主动用轿子抬着”，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在幼年就对爷爷所受到的那份尊敬羡慕不已。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行医的他，也有美好的回忆：“那时医患关系还不错，病人信任医生；医生住着单位分来的房子，压力不大，可以一心只想着专心看病。” 但这份惬意在上世纪末被打破。“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发现行医的环境变了，整个社会已经很浮躁。医院里也是一切向钱看，医患冲突开始增多。” 在中国开始经济转型的同时，原本由政府包办的公立医院也经历了变革：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实行“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即国家根据编制床位进行定额补助，增收节支的结余，可用于改善医疗条件，也可用于集体福利。这直接催生了医院搞创收、增加奖金的逐利冲动，并在1997年上一轮医改实行后变得尤为突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寥寥无几、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再也不能只想着如何看病了，他们得考虑更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 谢汝石曾经处理过一起医疗纠纷。一位患者去找老专家看病，专家只开了几元钱的药。患者指责老专家不负责任：“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来看病，你怎么能给我这么便宜的药？”但这位严谨的老专家十分坚持自己的处方：“是药三分毒，你并不需要那么多药。”冲突就此产生。 更多的不信任，是对医生“大处方”“大检查”的怀疑。在赵星凯三年医生生涯中，有一位家属令他印象深刻。一位患者被父亲和弟弟送来急诊，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提出立刻做血管造影；如果需要，还要放置支架。这样的处置，报销后个人仍需负担1万多元。老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的弟弟、一位中学老师，果断拒绝了。他认为，“你们是骗我的钱。”医生们轮番做这位教师的工作，“从当晚10点谈到凌晨3点，就是说不通。”最终，42岁的患者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去世。 一位医生坦言，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戴着有色眼镜看医生，似乎他们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天使，而成了凭医术牟取私利者，甚至是“白眼狼”；同时，也有一些医者戴着有色眼镜看患者及其家属，不再把尽心尽力为患者服务看作自己的本分和天职，而处处提防着患者，甚至把患者视为“刁民”。 相互不信任后果严重。“信任之下，成本最低。但当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医生只能选择保护自己，整个医疗的成本一定会提高；最受伤害的，恰恰是支付能力不高的底层人。”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医生张子谦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一旦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患关系就会很脆，就像瓷器一样，没有人性，没有弹性。”医学人文专家王一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交流与沟通的困难，是医患不信任的另一原因。阜外医院心内科医生杨进刚曾被一位病人掐着脖子，因为他曾告诉患者病变有些严重：“需要的话，可以做心脏搭桥。” “那个病人听我说着，就跳起来死死掐我的脖子：‘你想咒我死吗’”杨进刚回忆，“他很自然地把心脏搭桥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在谢汝石看来，这种沟通不足和医生的诊疗时间有很大关系。“人们都往三甲医院挤，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上午看了90个病人，能不影响服务和沟通的质量吗？” “当我自己带孩子看病的时候，我也会对医院和医生不满。”杨进刚说。他坦言，当前的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几乎没有”。“国外的医生、国内的很多大专家，都是沟通高手。我们的医学生，一进校门就学的是技术，不擅长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