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老板”戴笠死亡之谜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1946年3月17日,一架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在即将到达南京时,由于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但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降落,只能又改飞到徐州,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坠落,此专机所载人员全部身亡,而其中就有中华民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戴笠,一个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中国第373号”档案中,记载:“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也不会撤退到台湾。”周恩来在中共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抛开别人对他的评价,真实的戴笠又是什么样的呢?
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原名戴春风,自幼立志“希圣、希贤、希豪杰”。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字为戴笠。关于改名,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其母蓝太夫人曾为他算命,算命先生称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须有水方大吉大利,所以改名戴笠。笠是一种雨具,与水联系密切。后来他在做情报工作时的化名也多与水有关,如沈沛霖、洪森等。二是为了纪念和他一起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等人。戴笠二字取自《车笠交》里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提蹬,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表达交往不以贵贱而异,用以纪念生活贫贱时候的好友。
戴笠一生中最大的作为就是建立了军统局。1927年在国民党“清共”之际,他向蒋介石告密自己黄浦同学中的中共党员,走进蒋的视线,也从此走上特务之路。1930年,他成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十人团,深得蒋介石信任。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戴笠借由力行社等机构发展特务网络。1936年12月,戴笠将复兴社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发来的“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的紧急情报转交给即将赴西安的蒋介石,但未获蒋的重视。西安事变发生后,陪宋美龄赴西安救蒋。后蒋平安归来,他自请处分,但反获升职。
1940年1月派曾政忠假扮宋子良,假意与日本和谈,实则是为摸清日本的战略计划。策反汪伪“和平运动”发起人高宗武、陶希圣携带《日汪密约》等机密文件秘密离沪赴港,并在香港公布《日汪密约》内容,揭露了汪精卫以“曲线救国”为名从事卖国活动的种种丑恶罪行,此举政治影响极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讨大汉奸汪精卫的热潮,沉重打击了日汪勾结的阴谋。1941年,戴笠为加强东南亚抗日活动,两次亲赴缅甸,组建了在东南亚“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的情报网络。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有十八万便衣特工、七万武装游击队、两万别动军、一万五千人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四万的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三十二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四万人在二十四小时的为戴笠工作。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戴笠的情报人员在活动,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台湾、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西兰、缅甸和印度等地。
戴笠在创建军统时,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时间多么紧张,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任“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牺牲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地方。在忠义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动树立了榜样。戴笠的结拜兄长王亚樵曾是10万斧头帮的帮主,后成为职业杀手,一心想杀蒋介石,而戴笠一心要保蒋介石,于是两人决裂。1936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亚樵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约见王亚樵,埋伏的军统特务以石灰撒面,继而枪杀了王亚樵。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等思想。戴笠从一开始就使军统的严格纪律与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从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出于神秘的特工生活及安全考虑,戴笠轻易不照相。无论哪个训练班的毕业典礼,都不准合影,不准有同学录。戴笠也从不把照片送人,许多军统大特务都没有见过他的相片,中小特务往往是只听其名,不见其人。有一次,中央社记者把他与蒋介石在一起的情景拍了照。事后,他派人通知中央社把他的相片取消,不准洗印出来。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宣布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奖赏二十万元,通风报信因而缉获戴笠者,奖赏五万元。可是由于没有照片,谁也说不出戴笠是什么模样,这使日伪特务机关十分郁闷。
戴笠之死民间历来有戴机撞岱山、雨农死雨中之说,意为戴笠的飞机撞上岱山,戴雨农却死在了雨中。戴笠坠机处的岱山又名戴山、困雨沟,因此民间认为戴笠之死为天意。
戴笠飞机失事原因有以下多种说法,没有准确定论。
一是戴笠的对头以及竞争对手、时任中国共产党安全和情报部长的康生所为。
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因为事件发生在美国的飞机上。
三是宋美龄派人暗杀,理由是戴笠因为密谋暗杀宋庆龄而得罪了宋家。在《军统的最后暗杀名单》中记载有:在戴笠的策划下,军统的四大金刚之一沈醉也亲自参加了暗杀宋庆龄的行动,并几乎得手。唯蒋介石因惧怕宋家与美国的关系及其影响力而下令终止计划。
四是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指使心腹刘玉珠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弹爆炸造成飞机失事假象。
戴笠父亲为戴士富,曾任衢州府衙巡警,在戴笠四岁时去世,母亲为蓝月喜,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后代,在戴士富去世后独自抚养戴笠。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因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吻,逢年过节向她发电报祝贺造成戴笠仍在人间的假像,导致蓝月喜自始至终不知道戴笠已死的真相。另外戴笠有胞弟戴春榜和堂弟戴夏民。
在戴笠墓前,有这样一副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挽联为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所撰写,不管好坏,是功是过,都不能否认他的才能。
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021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汽油20320桶、煤油547桶、电机1797部、电线 2675公尺、电线杆1316根、机器15部、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机枪2318架、炮33门、弹药48209箱、飞机71架、兵营1578间、军粮81462担、军毯5551件、毒瓦斯原料5051箱、桥梁250座、路轨1658公尺、铁丝19924丈。
戴笠领导的军统在抗战中仅正式登记在册的牺牲的特工人员就达一万八千人,军统外围人员牺牲者更多。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数字还远远不是军统殉难人员的全部,其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军统工作多涉机密,很多人在殉难之后已经无案可稽;第二,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牺牲人员甚多,能留下记录的往往都是军阶较高或事迹较著者,而为数更多的普通特工则难以遍载。在殉难军统人员中,有侦探敌情而被敌捕杀者,有游击敌后而临阵成仁者,有深入虎穴而事泄遇害者,有刺杀敌酋而失事身死者,有谋炸日伪而失慎自爆者,有不堪折磨而瘐死敌牢者,亦有情势危急、自知难免于难而自杀者,或饮弹,或撞墙,或跳楼,或投水,义不事敌,气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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